□钱欢青

我们家最早的碗橱是竹子打的，矮，小，缩在狭小厨房的角落，总觉得黑乎乎的。

母亲说就连这竹碗橱，也是我们家自己打的，“你爹三兄弟分家，我们分到了什么？一张小圆桌，一张半桌，四副碗筷，没了！楼梯都是分家后现打的。”

我知道那张半桌，八仙桌一半大小，当然也有四条腿，既没上漆，面板又薄，贴灶台放，用来搁厨房杂物。为什么要现打楼梯呢？因为父亲三兄弟分家之前住的三间老屋，是连成一体的，只有东西两间有楼梯。分家时三兄弟抓阄，父亲分到了中间的堂屋，只好在堂屋北侧楼板挖一个洞，打一个楼梯上去。一间房要一家四口住，捉襟见肘，碗橱只好委屈地缩在楼梯下面。

那时候我还不记事，不知道竹碗橱怎么打出来的。反正竹匠佬有的是办法，大小不同的毛竹，他们挥一把钩刀，咔咔咔，就能变出齐备的碗橱材料来：粗壮者作橱之足，“苗条”者当橱之“门框”，当然还要篾一堆细竹片儿，穿来插去，编成好看的“门扇”。但竹子毕竟硬度不够，所以碗橱不能打太高，可不能碗橱一倒，满地破碗。用的年数长了，竹碗橱开始摇摇晃晃，吱吱呀呀。

爹妈于是决定请木匠佬来打一个木碗橱。那时候我上小学了吧，天天吃完晚饭守在叔叔家电视机前，等着看《上海滩》。

我记得打木碗橱的事，是因为天天有好菜吃。

木匠佬排场蛮大的，工钱按天算不说，早中晚三餐也蛮讲究，下午还要吃一顿点心，中午晚上要有酒。菜呢，鱼或肉，最少要有一样。母亲买的最多的是鸡架或鸡头，说是木匠佬说味道好，他最爱吃。后来我想想，木匠佬一定是为了让主顾家能省点钱又不失体面，才这么说的，要不然碗橱终于完工那天母亲烧了一海碗红烧蹄膀，他吃得那么高兴呢。

打木碗橱确实挺复杂的，准备各种木料不说，光碗橱的几扇门，要用无数的小木条拼贴出好看的图案来，就绝非易事。等到大功告成，木香四溢的高大碗柜立起来了，还要上漆，漆一遍一遍上，木香一点一点全被盖住了。

我很奇怪地问过木匠佬，木头味道这么好闻，为什么要上漆啊？木匠佬很有耐心地说：不上漆呢，虫子要把木头蛀掉的，阴雨天一多，木头也会烂掉，用不住的。

木匠佬究竟用了多少天才打完碗橱，我忘了，只记得时间很长，那一段时间家里天天木头香，木匠佬天天叮叮咚咚。也看不明白他到底在忙活什么，过几天，一堆木条刨好了，又过几天，一扇橱门拼好了。反正木匠佬总是胸有成竹，一根料不会多，一根料不会少，打出一个碗橱来，就像拼出一个已经拼了一千遍的积木来一样容易。

那些天，我和姐姐也天天能吃到鸡架，鸡架虽然肉很少，却真是好吃极了，不过我们不喜欢吃鸡头，看到父亲陪着木匠佬，啃一会儿鸡头，抿一口黄酒，就觉得奇怪：一个鸡脑壳，光秃秃只有一层皮，有什么好吃的？

很多年过去了，这架木碗橱，爹妈还在老家用着。架子依然结实，橱门依然好看，油漆一点没掉，只有铜门鼻和抽屉把手，略有黑锈，还有榫卯结合的部位，长年累月攒下一些油黑油黑的“包浆”。

那是母亲熬的一大碗猪油漾出的几滴，烧的一大碗红烧蹄膀晃出的几滴，炒的一小碗酱油螺丝飞出的几滴，那是那些岁月里的汤汤水水，留下的痕迹。

如今再也不会有木匠佬、竹匠佬到家里来打碗橱了。如今人人忙忙叨叨，容不下气定神闲打出一个碗橱的慢时光。

至于那些有着一手好手艺的木匠佬、竹匠佬们，也都在时代的滚滚潮流中走散了。

生活不易，早前，一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可以在广袤的乡村，赢得一点点温热的尊重与敬意，一点点生命的尊严。万一风云机会，说不定还能在生存的缝隙里生长出一棵名叫艺术家的大树来。

《白石老人自述》里，那个当年的“芝木匠”、后来的齐白石，这样写道：“我因家里光景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我母亲，母亲常常笑着说‘阿芝能挣钱了，钱虽不多，总比空手好得多。’”

当学徒是没有工钱的，出师了就有点工钱了，成了雕花匠，工钱就更高一些了，在一个主顾家里借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后，“阿芝”夜夜临习，废寝忘食，慢慢又变成了画匠，日复一日，阿芝“诗画篆刻渐渐成名”了。

这样的人生恐怕在这个时代已经消失了吧。不知道为什么，读《白石老人自述》，极平淡的字里行间，总是一点一滴触动着我的心底。这是阿芝的人生，也是我们村那些木匠佬、竹匠佬的人生。

这是多么不易的人生，这是多么斑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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