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产业在文旅融合中扮演什么角色

2019年末，中办、国办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自2019年起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任务，使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的协调推进局面初步形成。这标志着《方案》在中央审议通过后，进入到全面贯彻落实阶段。

为深化改革，通过文旅融合全面激发我国文化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早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国就首次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确定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新世纪以来，文化和旅游的全产业链有机融合，在全世界范围都已经是不可逆的普遍性发展趋势，随着第三次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入，移动互联网总体进程的持续推进，由“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建的新一代中国式“原子家庭”，开始成为我国文旅消费的主体和主力。“80后”“90后”等新一代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文化诉求等，与过去的“50后”“60后”等相比，发生了显著的时代跃迁。这些多维的时代挑战，在多重意义上都要求我国文旅融合必须尽快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

然而，在文旅融合模式、体系、架构方面，我国文旅融合的商业模式、合作路径、落地保障等诸多方面都有提升空间。我们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依靠地方政府信用招徕巨额投资、贷款，对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进行牵强附会的生搬硬套，通过炒作名人足迹、故居等来吸引人气。对于上一历史周期的这些“套路”，近年来文旅市场也已经通过残酷的优胜劣汰进行了选择。

显然，第三次消费升级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均对我国的文旅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战，我国的文旅融合也必须通过“全域旅游”理念调整发展思路，优化自身结构，探寻新的发展模式。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则是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革命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围绕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目标，聚焦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关键领域，系统推进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利用现有设施和数字资源，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对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对历史名人、诗词歌赋、典籍文献等关联信息进行实时展示，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空间;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建设完善文物和文化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相关目标、举措，无不要求我们不仅要实现文化和旅游全产业链、全要素的充分协作，也要求将实体风景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虚拟空间进行融会贯通，将实体风景通过移动互联网接入到虚拟空间，打造更有数字文化产业特色、更具中华文化特征的文化旅游IP。

当前，我国的产业互联网正在与已相对充分发展的消费互联网深度融合，而数字文化产业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枢纽角色。数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将在旅游等可以进行数字融合的传统领域，普及数字文化产业的新型创意方式，而且文化和旅游的深度数字融合也是数字文化产业链接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行路径。在一些省份，已经在局部领域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例如云南省就先后通过从“一部手机游云南”到“云南云”，初步解决了云南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底盘问题，打造了全新的二次元旅游形象;并通过充分发掘西南联大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为云南全新的文化符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以昆明、大理、丽江为主轴的云南旅游格局。在切实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真正做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同时，云南的文旅融合实践，也为从“全域旅游”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因此，《方案》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安排部署，是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革命文化强大感召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产业互联网为抓手，通过强化数字文化产业对从“全域旅游”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全面赋能，探索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这中间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深入解读中国特色国家文化公园理念、大力宣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全面推动我国的文旅融合事业向时代纵深持续进军、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都将具有积极、正面的借鉴价值和长期、深远的示范效应。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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