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过去，得知夜间又有一名患者去世，多少有些沮丧。穿防护服时又被告知，防护用品很紧张，进去一次一定要多完成一些工作。”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在驰援武汉抢救重症患者的日子里，留下了六篇日记。这是其中的一段。

对任何灾难来说，改变伤员愈后的核心关键永远在重症。这次与新冠病毒的“白刃战”中，全国共有11000余名重症专业医生逆行至武汉。姜利，就在其中。

初到金银潭，姜利看到所有呼吸机都在报警，给氧装置几乎都调到了90%、100%，这提示着病人几乎都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挣扎。如何形容当时的惨烈？姜利比喻道“有点儿像《上甘岭》”，“我去的第一天，一下就去世了四个病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当时，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全部是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病人的病情可谓瞬息万变，短短几个小时，就可能由重症转为危重症，病情一路急转直下甚至死亡。这就要求，ICU医生必须时刻处于密切观察的状态，一分一秒的疏忽或延迟，都可能错失抢救生命的机会。然而，在一所传染病医院的普通病房，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进出病房都需要穿脱防护服，你不可能随便跑进去，或者随便跑出来。”

依靠着对讲机，传递窗，前者沟通详细信息，后者传递急用物品和救治方案，姜利和同事们始终紧绷着神经。但在初期，这也不可避免，引发了沟通不畅，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人手不足与对新发传染病的未知恐惧，同样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姜利在日记中写到“在外面中心台看着像过山车一样的生命体征，恨不得马上到病床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现实不允许这么做，只有一遍一遍拿着对讲机，和里面的护士们反复沟通，想办法找到原因并纠正。”

“这次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有的患者尽管血氧很低，但是心率并不快，呼吸频率也不快，患者还能玩手机，跟医生讲话，这跟以往的认知完全是背离的。”姜利坦诚，这一特征实际在早期影响了医生对插管时机的把握。

在跟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姜利的理性、果敢，但同时也记录到了她陡然面对生死的一瞬。在对35床患者进行紧急插管的时候，31床的患者突然离世。在此前，他陆续经历了呼吸、循环系统的衰竭，姜利几次把他从死神的手中拽了回来，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每一个医生，都是背负着一群去世的病人才成长的。你治好的病人，给你的经验教训远远不及你失败的那些例子。那些让你刻骨铭心的病人，你会记得，类似的情况我要小心， 我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这是姜利对死亡的解读，有辩证，也有着一位重症医生常年背负的无奈。

在金银潭医院与死神抢夺生命的那段时间，姜利度过了她的生日。随着对新冠病毒认识的加深，经验的积累，重症医生们开始掌握主动权，发起反击。向好的阶段，姜利也写下了日记里最明亮的一段文字，“昨天下午到晚上，一共转进来3名患者，都是一进门就气管插管和复苏。值班的周医生来自湖北荆门，年纪不小了，很担心这一夜的工作会让他吃不消。他见到我后很‘得意’地说，昨天的病人还在。查完房出来已近中午，走完饭走到院外，阳光洒到身上暖洋洋的，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