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焦点！他们的故事｜从失独父亲到哀伤咨询师，探访那些疗愈心灵的守护者

又到一年清明节，在大家缅怀先人的同时，有没有想过生者的心理，一些失去亲人的生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痛苦，甚至产生了心理创伤疾病，却鲜少有人会敞开心扉倾诉或去治疗。

(资料图)

第一财经近期启动“生前规划大调查”，在收到1000多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不愿意接受安宁疗护，超过90%的受访者在感到难受和焦虑时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也不会去找咨询师。整体而言，大部分人对于生前事业尤其是心理哀伤疗愈缺乏概念和教育，也不太接受此类服务。

近期，第一财经记者深度探访了几位哀伤咨询师和安宁疗护相关业者，他们在为生命教育和生命产业链努力前行。

9成受访者不接受安宁疗护和心理咨询

有92.64%的受访者并不接受自己或家人进行安宁疗护，包括舒缓医疗、姑息治疗等，更不会进行心理咨询，只有6.3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上述疗护，其他受访者则表示不一定。

第一财经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比起殡葬，其实生前事业涉及到更多项疗愈和服务，而此次“生前规划大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殡葬方面的认知度比较高，且有94.74%的受访者愿意接受花坛葬和树葬等环保节地葬。

但是被问及生前事业时，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也不太会去涉及，比如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是遗嘱，有96.09%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订立遗嘱；但只有5.15%的受访者表示会订立生前预嘱，即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2.77%的受访者表示会订立生前契约，即当事人生前就自己或亲人逝世后如何开展殡葬礼仪服务，而与殡葬服务公司订立的合约。

而在被问及如果感到难受或焦虑时会不会去看心理医生或找咨询师时，高达98.7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治疗是没有用的。只有不到2%的受访者愿意尝试去找心理医生或相关咨询师。

一位失独父亲的蜕变

上述数据结果对于刘新宪而言并不意外，这些年来他看过太多不愿意敞开心扉或者对心理疗愈缺乏认知的人。

刘新宪现在是一名哀伤咨询师，但之前，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层。他家庭经济条件很不错，职场前景一片光明，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多年前，孩子的骤然离世让刘新宪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时他内心所承受的悲伤和压力难以言表，最后他辞去了高薪工作，让自己缓和了一段时间。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哀伤咨询和心理疗愈，我了解到有不少欧美国家的人从40多岁就开始写遗嘱以及安排一些器官捐赠、临终治疗的事宜，这样就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在美国有很多家庭都有家庭医生，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生前事业手册，包括需不需要抢救、器官捐赠这类，他们并不忌讳，而是通过系统化和产业化的方式来做成了一套生命事业体系。但是在中国，我想大部分人都很忌讳提前安排这些，所以你们调查到9成的受访者不接受安宁疗护，也不会去找心理医生，是很真实的数据。”刘新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如果没有独子的早亡，刘新宪或许还在科技公司做着高管，也不会接触哀伤咨询，但在独子过世后，刘新宪真正体会到了生者的痛苦，他自己也需要疗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缓和与疗愈后，刘新宪走出了丧子之痛的阴影，也坚定了他从科技人转型哀伤咨询师的决心。

“我40多岁时就写好遗嘱了，包括一些器官捐献文件都写好了。然后我自己学习和考试通过了相关的课程——包括生命教育、哀伤咨询基本原则和理论，专业哀伤咨询手册和儿童青少年的哀伤咨询等后，拿到了美国的哀伤咨询师资质。这几年我都在从事哀伤咨询工作，也就是哀伤心理疗愈。我看到有些机构会给予工具型的哀伤辅导，比如握手这类，当然也有一定作用，但真正的心理干预是对于临终者以及家属的心理辅导，我们要解决死亡焦虑问题。尤其是涉及一些青少年，光靠家属陪伴是解决不了的，而是需要通过心理干预来缓解他们的焦虑和肉体痛苦。”刘新宪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成为哀伤咨询师后，刘新宪比较推崇的是“意义中心治疗”，即对于患病者在生命晚期给予心理干预，同时也对其家属进行同步的早期心理干预。所谓意义中心疗法是一种适用于晚期患者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帮助晚期患者重塑意义感，帮助患者应对死亡即将到来时，由于意义、价值和目标的缺失，而感受到绝望和无助。生命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绝不会消失，如果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绝不是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存在了，而是失去了和生命的意义之间的连接。在意义中心疗法中，治疗师通过引导患者从意义的来源中思考和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从而重新与自己生命的意义获得连接。

“简单而言，即死亡也是有意义的，是人生的一部分，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你可以提前安排很多事情，比如遗赠——生前给予家人一些信件；也可以给家人一些预期性哀伤辅导，我们有一整套的干预方法。”刘新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很多人还会误解亲人过世后，生者会不会得抑郁症，但其实抑郁症和延长哀伤障碍完全不同，抑郁症患者会对生活失去兴趣，但延长哀伤障碍并不会，这就需要专业的哀伤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等对于生者进行创伤性哀伤辅导干预。

由于喜欢研究学术，刘新宪在工作之余还著写了《选择与判断》、《哀伤疗愈》、《儿童青少年哀伤与干预》、《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家庭心理疗愈》等书籍。有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50万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的数量递增，他们因独生子女的离世，承受着生活困境和精神上的巨大伤痛。刘新宪希望建立中国的哀伤咨询治疗体系，让更多生者走出痛苦。

（图片：任玉明，黄泽胤）

生命最后的陪伴工作

和刘新宪类似的哀伤辅导和人文关怀工作，上海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安宁项目负责人杨俊侠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安宁疗护病人和家属。她多年来从事安宁社工专业评估干预和殡葬社工、濒死人文陪伴等，也去过很多国家的专业缓和医疗机构观摩学习，积累了大量的居家安宁疗护共照实践经验。

杨俊侠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在日本有一种职业叫做善终守护师，就是在人临终前，做善终陪伴，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大家对于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总有些误解和忌讳，认为进了这些病房就是放弃治疗，直接等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安宁疗护病房在患者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社会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服务，帮助患者减轻痛苦、提高生命质量，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有些毫无效果且加重病人痛苦的治疗是没有必要的，而除了治疗，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患者甚至因为安宁疗护而延长了生命。”杨俊侠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回忆起这些年来的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工作，杨俊侠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37岁的帮助对象S，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上学时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毕业后成为一个高级研究员，感情生活也很顺利，和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身体出现了状况，是肺癌晚期，然后还发生了肝癌骨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女朋友对他不离不弃，依然陪伴左右，他本人还算淡定，可是他的父母完全无法接受，一个正值壮年且优秀的儿子，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这是他父母不愿意面对的。

“对于家人而言，不愿意接受哀伤辅导或者进入安宁疗护，是一种对患者即将离去的事实的否认。虽然知道儿子治愈的希望渺茫，S的父母还是一直主张要继续治疗。那时候我就和他们家接触了，S本人很坚强，比较容易沟通，之后他接受了安宁疗护服务，而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他的家人进行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给他们心理上的进行干预和缓冲，让他们接受事实。S当时是进行的居家安宁疗护，到了临终末期，身体已经僵硬，很难动弹，但因为我们一直保持沟通，所以他本人的心态一直是平稳的，并且做了很多生前事业安排。”杨俊侠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在最后的日子里，S已经把她当作是朋友甚至是半个家人，有任何的事情都会第一时间找她商量，而这也有利于之后S进入濒死状况时做好相应的服务和准备工作。

半年后的一天凌晨，杨俊侠突然收到了S发的微信，足足有几百字。S把预嘱沟通了一下，放心地做了安排。之后有一天，S的家人给他过了一次生日，吃了红宝石蛋糕，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到S的生日。那一天S和他的家人是开心的，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个阶段的S已经进入“倒计时”，但经过杨俊侠的心理疗愈，S和家人的心态一直比较稳定。

“后来有一天，S的家人突然找我，说S想见我，我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我们其实都是有预想的，我到他家，和他做最后的陪伴和告别，那天那是“妈妈式的陪伴”，他在妈妈怀抱里安详而无憾地走了。他走后，他的家人很感谢我半年来的疗愈和陪伴。”杨俊侠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据了解，这类陪伴和疗愈工作在海外很普遍，作为一名合格的善终守护师，除了要有专业知识储备，比如心理咨询知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等、还要具备基本的实务沟通技巧来应对工作过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沟通技巧、倾听技巧等。在临终者连话都说不出来，家属常感觉慌乱不安的情况下，善终守护师要做到坚守临终者的心意，充分表达当事人的想法。善终守护师要守护临终者直到他去世，让临终者有一个幸福的死亡。但这类职业的从业者在中国还非常少。

杨俊侠对S及其家人的服务是公益的，按产业化而言，这类善终守护、尊严陪伴服务是按小时收费，大约1小时240元。不同机构和人员的收费也有所不同。

4年来，杨俊侠为800多位濒死阶段的对象及家属进行善终服务、每年服务300例安宁疗护案主死亡焦虑及恐惧陪伴。在杨俊侠看来，未来的发展应以教育社工为宣传普及理念为基础，通过老年社工服务队伍选择和权益保护，再到安宁社工的全流程评估和干预，最后到殡葬社工濒死期人文陪伴、哀伤辅导等专业一体化社工服务模式，这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发展，进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推动生命事业的建设和促进社工专业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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