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一份作业在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在苏轼诞辰980周年之际，该小学开展致敬苏轼的自主研究活动。六年级学生以分组合作方式，在教师指导和家长协助下完成了系列研究报告，如“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等。随后，《当小学生遇见苏轼》的作业在媒体上流传开来，人们惊叹小学生何以能够完成如此有趣而又严谨的研究报告。

有趣的是，春晚节目也敏锐地捕捉到此类普通家庭的日常关切。2018年的《真假老师》讲述了一位家政服务员，因为中学生雇主的父母常年出国不在家，被请求假扮成“妈妈”来迎接老师的家访，贾玲说出的“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为核心话语；2019年的《占位子》讲述了几位家长使出浑身解数为孩子占“C位”的故事，沈腾所说的“今儿早点儿回去陪孩子”是着力点所在。

此一现象犹如一个症候，折射出家长参与正在成为新的教育情势，既渗透到城市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也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

在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视域中，当我们从教育机会获得转向学校教育过程，家长参与的社会分析意义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有助于打开学校的黑箱。通过在两个初中班级的民族志调查，我们力图探究中国城市中的家长参与具有何种特征？不同群体之间又存在何种分化？

不断强化的教师要求

作为一项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笔者访谈一位初中校长时，他用“摆渡”来表达家校关系的重要性：“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距离，需要双方都靠近。如果家庭与学校都不动，人与人之间（隔着）一条河，此岸是你，彼岸是我，大家都不找一个摆渡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条河。”

2020年5月14日，老西门，母与女。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