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简讯:社论：稳外资外贸，应安心为善

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

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凸显了问题导向特征。当前中国外贸形势严峻复杂，前两月进出口数据同比微降0.8%，其中对欧盟（-2.6%）、美国（-10.6%）、日本（-5.7%）等下降明显。

3月以来中国外贸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出口比2月明显好转，义乌出现货车排队进港现象，但还主要是结构上的，多以中东、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外贸整体局面并没有根本扭转。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外需外贸外资的稳定意义重大，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既关系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地位的稳固，又关系到发达经济体抗通胀防滞胀绩效。

外资方面，2022年中国FDI为1903亿美元，尽管低于2021年的3340亿美元和2020年的2531亿美元，依然位列全球前列。但外管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也显示，2022年我国出现了短期的资本净流出，当然，年底资本流出状况已明显改善。

当下的关键是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才能稳住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降低经贸谈判协商成本。

正所谓存雄于内，行健于外。当前重塑中国外贸外资的雄健，需在内外两个维度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构建开放的经济社会基座。

存雄于内，就是当前要通过制度改革，坚定竞争中性信念，用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为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营造一个开放准入的营商环境。

当下和今后要有效吸引外资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福祉，显然不单是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有吸引力，主要应是开启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公平的市场准入门槛，打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经济社会开放是市场活力的稳压器，唯有构建开放准入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才能汇聚推陈出新的力量，推动制度变革，清除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提高制度对经济社会的敏感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是个立体概念，是对一切外资和内资一视同仁的开放，不对不同市场主体选择不同开放策略，以避免影响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预期。因为区别对待的政策和制度，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存在身份与分歧问题，任何主体都不免担忧自己被例外，而不愿跨期投资和贸易。

行健于外，就是要探索如何搭建和完善互信机制。如果说疫情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是掺杂政治杂音的骚动，那么疫情以来的国际经贸变局则具有经济内生性。疫情以来，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如同一只深藏已久的灰犀牛闯入，放大了各国对安全的焦虑；同时俄乌冲突加剧了各国对经贸关系的安全诉求。这些都暴露各国互信机制的脆弱。

当前要稳外贸外资，亟须重塑稳固的信任机制，这就要求构建基于硬约束的制度体系，而非用易变的政策来稳外资外贸。

这要求，一方面要正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布式布局，基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维度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如稳定外需缓解对中国产能的冲击，同时通过跨境产业投资，跟随全球产业链分布式布局；另一方面，强化国际贸易协定的硬约束，相对于WTO等多边贸易，FTA为主的双边或区域贸易具有典型的制度硬约束，这种制度硬约束有助于增强各国经贸关系的互信机制，从而增加国别间的违约成本。

新亭登眺解征鞍，飞鸟悠扬云意闲。当前稳外资外贸，安心为善，这就既需跳出招商引资的定势思维，又应谨慎区别对待地将政策和制度工具化使用，通过营造开放准入的经济社会秩序，敬畏市场的自发扩展，以开放准入的制度收拢各类市场主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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